中国哮喘整体研究水平逐年提高，在SCI期刊发表论文数量从2000年占全球的1.9%已经增长到2015年占全球的7.7%。目前全球哮喘控制现状不容乐观，而我国的形势更为严峻，根据2013年AIM调查（亚太地区）显示，中国的哮喘急性发作比例居亚太地区首位，而4周内哮喘控制百分比远远落后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

哮喘分子发病机制复杂，主要涉及过敏原诱导的气道损伤机制、不同的T细胞免疫亚型以及不同的粒细胞炎症等。

国内学者在这些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代表性成果，如发现细胞因子信号抑制家族的一个蛋白CIS在T细胞表面表达并能抑制CD₄^＋T细胞中的STAT信号通路而调控哮喘气道炎症；细胞外基质蛋白ECM1特异性表达于Th2细胞并调控这些细胞往哮喘气道炎症部位的迁移；阻断嗜酸性粒细胞CCR3能有效缓解哮喘气道炎症；在气道组织选择性敲除SHP2降低哮喘气道炎症；外源性IL-17能通过抑制嗜酸性粒细胞分化从而缓解哮喘气道炎症；Bcl-2抑制剂ABT-737能通过诱导粒细胞凋亡从而抑制气道炎症等。

此外，还发现传统中草药如黄芪虫草合剂、黄芪定喘汤剂以及苏黄止咳胶囊等对过敏原诱导的小鼠哮喘气道炎症和重构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同时在哮喘的临床研究方面，中国学者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有影响力的成果。1996年启动的全球哮喘研究项目START研究，是我国呼吸领域学者参加的最大的一次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随后，又参与了AHEAD、RELIEF、SMARTASIA等国际多中心研究项目。其中，AHEAD 研究结果表明，在减少ICS总体剂量的情况下，BUD/FM维持和缓解治疗可显著减少重度急性发作率和急诊/住院率，相比总体研究人群，BUD/FM在中国亚组人群中更有效。早年我国学者有用茶碱、BCG随机安慰剂对照小样本临床研究的报道。

自1979年美国学者Corrao WM等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文描述了以咳嗽为唯一症状，有气道高反应，支扩剂治疗有效的哮喘患者，即咳嗽变异性哮喘（CVA）之后，1992年广州呼研所钟南山院士团队研究发现无症状的支气管高反应性者经过随访会发展为有典型症状的哮喘，即为亚临床或隐匿性哮喘。2013年，笔者团队首次报道了以反复胸闷为惟一症状，均存在气道高反应性、气流受限的变异性和可逆性，以及气道活检标本证实与哮喘一致的病理学改变的哮喘患者，将之命名为胸闷变异性哮喘（CTVA），并提出了相应诊断标准。由我国学者提出的隐匿性哮喘和胸闷特异性哮喘等不典型哮喘临床表型，对于进一步完善哮喘诊断具有重要临床意义。传统的观点认为，哮喘是以Th2细胞为主所介导的免疫反应即为Th2 型哮喘，但目前也有较多的研究表明存在着包括极迟发型（女性）、肥胖相关型、吸烟相关中性粒细胞型和炎症较轻的哮喘非Th2型哮喘。哮喘分型从临床日益发展到分子水平，为未来指导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未来几年，临床方面主要是建立哮喘生物样本库，开展大规模多中心的患病率、病因学和治疗策略方面研究，重视不同亚型哮喘的研究和诊治，开展个体化治疗；基础研究方面，结合我国日益强大的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研究队伍，在发病机制方面作出原创的研究成果，同时加快现有中医药学有关哮喘防治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

浙江大学呼吸疾病研究所沈华浩教授（左三）团队与Peter Barnes教授在ERS 2015会场合影